康有为借衣带诏之名敛财颇丰的爱国经

康有为：借“衣带诏”之名敛财颇丰的爱国经

康有为流亡的故事大家喜欢吗?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~

爱国，是个发自内心的感受。观今日中国之强大，大凡爱国者都会为其骄傲。同样，晚清时的中国虽然满目疮痍，但仍有无数爱国者因存有此心或牺牲或奋斗。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，外交与战事屡屡受挫，爱国者虽有心图强，却奈何世事艰难。但是，有些人却因皆存的爱国心获得了额外的收益。当然，不能说他们不爱国，但这之后的事情究竟是出于何种心思，恐怕也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。

提及晚清的爱国青年，就绕不过一个康有为。康有为(1858年—1927年)，原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，又号明夷、更甡、西樵山人、游存叟、天游化人，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，人称康南海。作为晚清维新派的代表人物，康南海的一生是极富争议性的。

一般认为康在戊戌新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, 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。论者甚至如康的门生徐勤在《戊戌奏稿》序言中所说一样, 将康比于宋王安石, 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, 将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。

事实上, 就二人立朝的地位而言, 康根本不能和王安石相比。王安石应神宗之命,入朝拜相, 主宰变法大局。康在戊戌百日期间, 最先派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, 职位之微, 权责之薄, 就是当时梁启超也讥为“可笑之至”。

变法之初，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并不恶劣。他们曾有过几次重要谈话交代了变法的政治底线：

其一, “变法乃素志, 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、派子弟出洋留学, 造船制械，凡以图

自强也。若师日人之更衣冠, 易正朔, 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。”

其二、“凡所实行之新政, 但不违背祖杀大法, 无损满洲权势，即不阻止。”

其三、“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，辫发不剪，我便不管。”

其四, “苟可至富强者，儿自为之、吾不内制也。” (以上资料来自英国《泰晤士报》驻上海记者著《慈禧外纪》以及费行简《慈禧传信录》, 丛刊《戊戌变法》)

然而，在戊戌变法之前, 康有为的狂傲个性已经把许多重要朝臣得罪了。就连通常我们觉得是一伙人的翁同和，后来对康有为的评价也不高。当他阅览康有为的上皇帝书及康有为其他著作后, 即向光绪帝保荐, 说康“才堪大用”, 并有“康有为才胜臣十倍” 之语。但随着康有为张狂个性的发展, 翁同和对康有为的评价越来越低, 逐渐贬之为“狂生” 。

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, 即1898年1月24日, 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、翁同和、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、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召见康有为, 咨询维新之事。康有为目中无人地侃侃而谈, 大有舌战群儒的风采。荣禄对此非常反感, 中途离去。翁同和在当晚日记中说康有为“狂甚”, “灯后归, 愤甚。”因此康有为的名声其实一直都不太好。

相反，光绪皇帝才是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, 可是直接反映他思想和活动的原始资料并不多见。无庸置疑, 他在百日维新期间急于求变, 因此屡次朱改军机处所拟上谕底稿, 使措辞变得严厉、逼切一些, 以收到雷厉风行的效果。

光绪赏识康的议论和文采, 大概是没有疑问的。百日维新前夕, 光绪曾向翁同和“索康有为所进书, 令再写一分递进。”(《翁同和日记》)光绪在处理御史文悌、礼部尚书许应对康的参劾时, 甚至可说是回护康的。但总的来说, 光绪对康的态度还嫌暧昧不清。说康没有得到大用是因为光绪顾虑到旧党的反对, 这和光绪同期处理其他事情的表现并不一致。王照事件中礼部六堂官的革退, 李鸿章被逐出总署以及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谭嗣同四人被委任为领有特旨参与新政的军机章京等等, 都是一些引起争论、牵涉人事进退的决定, 其中不无违忤所谓旧党的举动, 但光绪还是一意孤行, 毫不畏缩。

这也就是说，如果光绪破格将康擢拔为军机大臣, 或置于内廷备为顾问, 以康原来的官位低微, 的确会惹人窃议。若光绪对此心存顾忌, 似可将康安插在一个权责较总署章京上行走较重的位置, 让康从旁襄赞新政, 但他没有这样做。

可以说，光绪帝并不是完全听从于康有为的，而南海先生也不可能在百日维新中完全操纵光绪帝，成为光绪帝最终唯一可托之人。1898年7月26日, 光绪降旨改上海《时务报》为官报, 派康有为督办其事。此举无异将康调离北京, 此举正配合康文字、识见上的优长, 可算是一个量才用人的合理决定。

但光绪帝也并不是完全不想重用康有为，然而在其的激进形式下，戊戌变法走到了一条不太理想的状态中。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直接触动了满洲贵族的利益，慈禧太后在变法初的底线也不断被挑战。

人事上如此大的动作, 守旧大巨人人自危“寝不安，食不保” , “焦急欲死者, 惟有诅谤皇上, 痛骂康有为而已。”(苏继祖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)

如此, 京城中, “ 上自王公下自士咬, 众口哗然, 谣言四起… … 朝野议论, 无处不谈康有为内言传于外、外言又传于内, 愈出愈奇”(苏继祖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)种种不利谣言, 全部指向康有为,自然也很快传到身在颐和园但时刻关注新政进程的慈禧耳中。

光绪帝七月二十九日(1898年9月14日)去颐和园，企图说服慈禧太后同意开懋勤殿，以安置康有为等人。然光绪帝此举完全失败了。据《光绪二十四年京官召见单》，七月三十日(9月15日)，即光绪帝到达颐和园的次日，召见袁世凯的前一日，光绪帝破例地召见了新任军机章京杨锐。在此次召见中，光绪帝颁下了一道密诏：

“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，不愿将法尽变，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，而用通达英勇之人，令其议政，以为恐失人心。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，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，但圣意坚定，终恐无济于事。即如十九日之朱谕，皇太后已以为过重，故不得不徐图之，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。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，皆由此辈所误，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，将旧法尽变，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，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。果使如此，则朕位且不能保，何况其他?今朕问汝，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，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，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，令其议政，使中国转危为安，化弱为强，而又不致有拂圣意。尔其与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，密缮封奏，由军机大臣代递，候朕熟思，再行办理。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。特谕。”

给一军机章京下达密诏，在清朝是很不寻常的举动。然仔细地分析密诏，似可以清晰地看出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。在此密诏中，光绪帝两次提到了“议政”，即设立懋勤殿，两次提到了“通达英勇之人”，提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对理由，即“恐失人心”;提到了“十九日之朱谕”，即罢免礼部六堂官，慈禧太后当面向光绪帝表示其反对意见，即处理“过重”;提到了“朕之权力”，也就是光绪帝在任免人事上权力有限;最核心的一句是“朕位且不能保”。根据上引密诏的提示，可以想像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论的场景，并可得出三点结论：

一、光绪帝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建立议政机构的意见，也可能提出了由康有为及其党人参加或主持此议政机构的意见，慈禧太后则提出了对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指责;

二、光绪帝的政治权力相当有限，对建立议政机构、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以及罢免大臣，“实有未足”;

三、慈禧太后警告光绪帝，若其越出权限，其皇位“不能保”。光绪帝的密诏仅命杨锐等人出谋划策，即如何能够“全变”，而不拂慈禧太后之意。

令人觉得可笑的是，这份原本是给杨锐的诏书，到了康南海的嘴里，竟然成了给他的“衣带诏”，康称该密诏“朕位且不能保，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”，在文字和意思上，都作了较大的改动，“密救”二字完全改变了性质。康有为尔后又多次刊布此诏，更是对文字进行了多次的窜改，竟将自己定为受诏之人。

康有为推动新政有功，他的一些活动引起高层反感，也引起光绪帝的疑虑，但毕竟此时没有抓住康有为什么把柄。为了平息高层的不安，经两天郑重考虑及协商，光绪帝于八月初二(9月17 日)“明降谕旨”：

谕工部主事康有为，前命其督办官报局，此时闻尚未出京，实堪诧异。朕深念时艰，思得通达时务之人，与商治法。康有为素日讲求，是以召见一次，令其督办官报，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，职任不为不重。现筹有的款，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，毋得迁延观望。

此时光绪的行为，可以看做是对康有为的疏远，企图缓和与慈禧的关系。但康南海却认为是光绪已看到变法失败，自己皇位不保，让康有为赶紧逃命以图他日的圣旨。在康有为流亡日本,于1899年初写下了自传体回忆录《我史》中这样记载：

初二日。明诏敦促我出京。于是国人骇悚，知祸作矣。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，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。至逗留促行一事，非将帅统兵逗挠，无明降谕旨之理。况吾为微官，报亦小事，何值得明发上谕。既严责诧异，便当革职，何得谓“欲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，闻康素日讲求”，反与奖语耶?又上召见臣工，无烦自明，乃声明“召见一次”，亦从来未有之事。故国人皆晓然。上复恐吾疑惑，召见林旭，令其执密诏交出。

然而，南海先生此刻却有一点自作多情了。光绪帝此时正在颐和园，而这一道奇怪的谕旨，与其说是发给康有为的，不如说是写给慈禧太后看的。该谕旨中透露，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，有过一场交锋，结局是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让步。

从该谕旨来看，光绪帝在争论中似未能向慈禧太后当面说清楚，只能用明发谕旨的方式向慈禧太后表示其态度：

其一，他不知道康有为还在北京，即“时闻尚未出京”。光绪帝知道康尚未离京，但无力向慈禧太后相抗，只能采取躲避的办法。

其二，强调他召见康有为只是一次，即“是以召见一次”。当时谣言并起，称康可以随意出入宫禁，经常与光绪帝密商政务。慈禧太后很可能也听到了一些谣言，由此来质问光绪帝。光绪帝不敢当面自辩，只能通过明发谕旨向慈禧太后辟谣。

其三，严令康有为离开北京，使用了“毋得迁延观望”的严厉词句，以向慈禧太后表白，今后不会再与康有为保持联系。

至于说，康称“上复恐吾疑惑，召见林旭，令其执密诏交出”一事，据《光绪二十四年京官召见单》，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召见了新任军机章京林旭，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件，此处所称“密诏”，即康党在政治宣传中的第二道密诏。

在康有为出逃香港后，与《中国邮报》记者谈话中，言及于此事。此后上海《新闻报》于九月初五日刊出康有为所公布第二道密诏：

“朕今命汝督办官报，实有不得已之苦衷，非楮墨所能罄也。汝可速出外，不可迟延。汝一片忠爱热肠，朕所深悉。其爱惜身体，善自调摄，将来更效驰驱，朕有厚望焉。特谕。”

九月初十日《字林西报》刊出了该密诏的英文本;而九月十一日《台湾日日新报》所刊第二道密诏，在“将来更效驰驱”一语后，又添加了“共建大业”一语。此后这一道密诏有了数个版本，并在后来又有“衣带诏”之名。

那么光绪帝是否通过林旭颁给康有为密诏呢?这件事无从考究，一直是一个谜。王照在日本与犬养毅(木堂翁)笔谈中直接揭露了康有为在此事上作假。在康党的政治宣扬中，第二道密诏是由林旭所传，而林旭一直到初四日才见到康、梁，为何又称“于八月初二日奉朱谕”?

梁启超在为康有为诗《戊戌八月国变记事》作注时，承认了杨锐之子呈缴的密诏为正本，实际上也婉转地承认了康党在第一诏中作伪;然对于第二诏，梁又称是“八月初二日”，并大体肯定康有为刊布的内容，却又婉转地否认康所称“出外求救”等语。

然而，康有为到达香港、日本后，频频公开刊布其伪造或改窜的“密诏”，并对慈禧太后加以诬语。此举虽可自我风光一度，然羁押在北京的光绪帝却因之陷于不利。这是康自我发展的政治需要，也是其政治经验幼稚的表现。

借着“衣带诏”，康南海是如何过得风生水起的?打出衣带诏的幌子，无非是为了保皇大业，而保皇大业是需要钱的。虽说洋人帮了康梁出逃，但要真的指望洋人拿出真金白银帮助他们建立海外抵抗势力，那可是做梦。要钱，还得从华人身上想辙。很快，海外的康党，想到了办公司。因此，他们办了一个“保大清皇帝公司”。这个公司，跟我们想象的公司不一样，不是开工厂，开买卖挣钱，而是开个公司，借保皇帝的名义，让海外华人捐钱。

自1898年出逃，康有为就在日本开始了自己长达十余年的海外流亡生活，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归国。康有为在日本期间除了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外，也经常参加一些社交活动。

1899年3月，康有为离开日本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。他在温哥华附近的一座荒岛上建造了中国风格的庭院，取为名“廖天室”，在此组建了保皇会，发行股票希望募集资金投入保皇事业。

康有为曾在墨西哥住过半年，考察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地理。其后写了篇文章，大胆地推测印第安人可能是中国人的后裔。

1902年，康有为到印度北部山城大吉岭定居，这里离喜马拉雅山虽有80公里，但他在女儿康同壁的陪同下，骑马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游览了九天，体验了一段探险生活。

1904年，康有为在意大利旅行时，曾雇用一个译员以及澳籍厨师。他的高贵时装使挽有女伴的罗马绅士坐在马车上向他脱帽敬礼，把他当做来自中国的贵族。同年底康有为来到瑞典，他被这里的风情所吸引，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买下一座小岛，在岛上建起富有中国韵味的园林，取名为“北海草堂”。据说当地华人仍习惯把该岛称为“康有为岛”。

康有为还到过巴黎，在这里他参观过卢浮宫，登过埃菲尔铁塔，并乘热气球升空2000尺俯瞰巴黎风光，不知道是不是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乘坐热气球的人。

在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期间，康有为到过亚洲的日本、新加坡、暹罗(泰国)、突厥(土耳其)等154"国家;在欧洲曾7赴法国，8游英国，11次出入德国，此外还游历了荷兰、比利时、西班牙、希腊等共11个国家和地区;在非洲到过埃及、摩洛哥两国;在美洲到过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巴西等国家，是当时游历国家最多的中国人，堪称环球大旅行家。
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康有为终于结束自己十余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国内。他回国后曾请吴昌硕刻了一枚很有个性的印章，上书：“维新百日，出亡十六年，三周大地，游遍四洲，经三十一国，行六十万里”。

康有为周游世界、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，他的旅游经费基本上全部来自于保皇会在海外华侨中募集的资金，众多华侨捐款是为了救国家社稷于水火，现在却被康有为用于奢侈旅行，当时这一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，受到不少指责。当然康有为偶尔也做生意赚钱，比如康有为1906年访问墨西哥期间，就曾用海外华侨的捐款在这里投资地产大赚了一笔。

康有为在海外流亡期间也一直进行着他的保皇事业，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成立的保皇会在海外的势力非常大，曾经抢夺了孙中山的不少地盘，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就曾经加入过康有为的保皇会。保皇会曾经在北美、中美、南美、澳大利亚等地设有11个分会，103个支会，会员多达百余万人。

康有为为了武力保皇请过一个叫荷马李的美国人来帮他训练 “保皇军”，他还代表皇帝封荷马李为大将军，给他发了一套大清国的“将军服”。但后来荷马李投向了革命党，成了孙中山的军事顾问。在光绪帝30岁生日那天，康有为在美国组织了盛大的仪式，遥为庆祝，“龙牌在上，龙旗在顶，乡人无论工商贵贱老幼，长袍短褐，咸拳跪起伏，行汉宫威仪”。

1913年，康有为结束海外流亡生活回国定居上海，妻妾儿女成群，仆人众多(仅上海一处就有四十余人)，康家俨然如钟鸣鼎食之家。再加上康有为交际极广、应酬甚多，家里开支浩大，要维持如此庞大的生活开支没有可观的收入是不行的。

另外，康有为的一生可谓多情风流，纵使有一妻五妾他还常常要到风月场所狎妓嫖娼。

张建伟先生在《温故戊戌年》中说，康有为曾落魄上海，天天狎妓，却无钱偿嫖资。久而久之，让妓家知道了，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，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往广东逃。上船之日，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，搜了半天找不到。开船后，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，大惊，呼众人来看，正是康有为先生。后来，有人写诗讽之：“避债无台却有舟，一钱不值莫风流。”

为了赚钱继续过奢靡的生活，康有为变卖被发还的广东家产投资于上海房地产，几年间上海地皮大涨，康有为大赚一把。此外康有为还通过撰写文章、发表演讲等方式赚些零花钱。康有为卖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、明码标价。虽然价格不菲，但求字的人仍然络绎不绝，生意十分兴隆，据说仅凭卖字，一月收入就达一千银圆左右。

有人从康氏家族庞大的日常开支推测出, 康有为的各种收入每年要超过2 万银团( 大约折合人民币80 万元左右), 因为只有如此收入才能养得起他的大家庭, 以支付各种日常消费生活。

据当时的报纸记录, 康家招待一些成群的宾主, 光是消耗大米, 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一石(176 斤)。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, 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 银圆以上。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 银圆，共计每月支付工资50银圆。康家五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灯。此外还要给儿女每人每月发零用钱，这些开支每月也得几百银圆。

再有, 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,时常“通电” 对国事表态, 依照当时的费用, 据说仅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圆。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, 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圆左右。总之, 康有为55 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, 每年花费不下2 万银圆, 大约折合人民币80 万元左右。

康有为晚年拥有不少房产，共有四座别墅，分别是上海的康公馆(游存庐)、莹园，杭州西湖边的一天园和青岛的提督楼。

康公馆这样的开支，当然不可能单纯是南海先生卖卖字画就能担负的起的。据史料记载，康有为长期接受宪政党供给的生活费。有一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100万美元, 曾以10 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“考察政治” 之用, 他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、古董。康有为曾以这些古物开过展览会, 也出售一部分弥补生活资用。至于大军阀、大官僚对康有为“ 馈蹭”金银, 账目则无从统计。例如,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时, 山东军间张宗昌就送来3000银圆(也有人说是3 万银圆)。

1927年康有为为躲避北伐离开上海前往青岛，3月19日在一家粤菜馆吃完饭后夜晚呕吐不止，第二天凌晨七窍出血而死，其死因亦成无法破解之谜(据说为日本人所害)。

不管怎么说，康有为是借着“衣带诏”之名，赚了不少钱。也许刚开始，面对中国之落后，特别是甲午之惨败时，康有为的爱国之心是真挚的，他确实希望可以凭一己之力救亡图存，当时筹措的钱财假如变法成功，他也会倾囊而出。但后来流亡海外，特别是康南海之名被捧上神坛之后，面对源源不断的钱财，以及保皇的渺茫，他的心思是否仍是初心就未可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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